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等人宣傳一種論調，把國家憲法説成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基本法產生的唯一法源，這種說法偏離了歷史事實，具有很大片面性。
毫無疑問，1982年修訂的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為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也經歷了中英兩國政府十多輪談判，在1984年12月以中英聯合聲明取代了清朝時期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三個不平等條約，並以國際條約形式規定香港將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香港會實行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明亦明確規定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政策，並在後來制定的基本法裏得到全面體現。顯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和基本法的產生，離不開中英聯合聲明，不能說中國憲法是唯一依據。
眾所周知，在鴉片戰爭後的連串國恥當中，除了中英三個不平等條約之外，諸多不平等條約中最令國人扼腕痛惜就是中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伊犁條約，沙俄據此侵佔了中國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及新疆伊犁地區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試問就憑中國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中國就能在被沙俄佔據的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建立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法？沒有中俄兩國政府談判，沒有中俄聯合聲明，中國憑自己的國家憲法，就能像在香港一樣收回被沙俄侵佔的故土建立特別行政區、實施基本法嗎？
李飛、王振民這類一「左」二窄涉港官員，歪論盛行，越走越遠，令一國兩制走樣變形，必將受到歷史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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